周恩来总理对待位子

        周恩来同志参加革命工作数十年，从不争权夺位，即使在他本来可以受任于更高的职位时，他都让位给他人。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，周恩来从党的最高利益出发，自动退居助手地位，让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，从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，这对实现党的历史性伟大转折起了特殊的作用。
       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，周恩来一生中有许多次机会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头号领袖，可他虚怀若谷，甘居次位，从不谋取那些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。20世纪30年代初，他退居李立三之后；1945年党的“七大”后，他极力举荐老同志朱德和有能力的刘少奇同志，退居朱德和刘少奇之后。西方学者在《中外学者论周恩来》一书中这样赞扬道：“周恩来小心谨慎地避免强求任何个人权力，而在努力贯彻与实行国家与革命政权的政策时，则一向是个热心的工作人员。”
        日常生活中，周恩来同志将名、权、利看得很轻很淡，他多次告诉记者，要多宣传群众，不要突出他自已。1955年，邓颖超同志参观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，发现纪念馆内周总理的像比别的教员的像大一些，就向总理反映了这一情况。周总理便委托邓颖超转告农民讲习所的同志，把他的像放成同别的教员的像一样大，并深情地说：“那几位同志都为革命牺牲了，我们的像不应当超过他们。”